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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文章来源:湘潭市农经处 发布时间:2014-06-23 11:31 作者:网络 点击: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农业部原常务副部长尹成杰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对进一步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有很多新的突破。结合有关文件精神的学习,这里主要谈五个方面的问题。

    问题一:我国农业经营体系的演变与发展

    研究农业经营体系,首先要理清农业经营制度与农业经营体系的关系。农业经营制度是规定土地等生产资料占有、使用等权利义务关系的制度。农业经营体系,是在某种制度安排下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方式和机制。农业经营制度是农业经营体系的制度基础,每一次农业经营制度的创新和完善,都对农业经营体系的发展变化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我国农业经营制度的变化,我国农业经营体系经历了几次大的阶段性调整,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建国初期,我国农业经营制度创新主要围着土地制度展开。土地改革时期,实行“耕者有其田”的经营制度,形成农户单户经营的农业经营体系;互助合作时期,实行土地入股的经营办法,形成互助组、初级社、高级农社等多种形式互助合作的农业经营体系;人民公社时期,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土地和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经营制度,形成集中统一的农业经营体系。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废除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的基本经营制度,建立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系,特别是近些年来,农村双层经营体系在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和土地承包关系的基础上,承包户、家庭农场、合作社、股份经济组织、农业产业化企业等多种经营主体加快发育和壮大,形成了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农业经营体系。简要梳理我国农业经营体系的演变与发展,主要有以下五个阶段:

    (一)土地改革时期:实行“耕者有其田”,形成农户单户经营的农业经营体系(1949-1952年)

    建国初期,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旨在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农村土地归农民私有,由农民自主经营。1950年6月,中央颁布了《土地改革法》,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同年冬起,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同时也分给地主应得的一份,让他们自己耕种,自食其力,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土地改革法》还规定了没收、征收和分配土地的原则和办法。将过去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便更好地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小土地出租者,稳定民族资产阶级,以利于早日恢复和发展生产。到1952年底,全国范围内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全国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分得了4700万公顷土地和大批生产资料,并免除了农民每年向地主缴纳700亿斤粮食的地租。这一阶段,围绕土地改革的农业经营体制,初步确立了我国家庭农户的经营主体地位,初步形成了农户单户自主经营的农业经营体系。

    (二)互助组、初级社时期:实行土地入股,形成初级互助合作的农业经营体系(1951-1955年)

    土地改革后,当时落后的生产力,制约着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有一些农户缺乏劳动力,缺乏牲畜和农具。在一些地区,农业生产面临着困难。怎么办?广大农民为了克服个体农业的极端分散性和经济力量薄弱的状况,改善生产条件,增强抗灾能力,纷纷自发地组织起来,在农业生产中实行生产互助。这是农民的创举,也是历史的必然。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的正式公布,就是把已经出现的各种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作为走向农业社会主义化的过渡形式而加以肯定。决议指出:在新区和互助运动薄弱的地区,应有领导地大量发展临时性的、季节性的互助组。要在有初步互助运动基础的地区,应逐步推广常年互助组。要在群众有比较丰富的互助经验,而又有比较坚强的领导骨干的地区,应有领导地、重点地发展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1953年初,中央颁布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在这两个决议指导下,农民生产互助的热情被极大地调动起来,农业合作化运动稳步前进。

    1951年,全国各地农民按照自愿和互利原则,在农村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了互助合作运动,农业生产互助组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互助组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临时互助组织,主要特点是土地、农具等生产资料仍归农户所有,根据农事季节,劳畜换工生产,自愿结合,互助互利。另一种是常年互助组织,主要是农户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变,有简单的生产计划和管理制度,又有某些分工分业,实行劳畜评定工分的常年互助组中,还有一定的公共积累。总体上看,互助组可以灵活调剂人力畜力余缺来保证及时耕种,解决了农户生产中的一些困难。由于互助组不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合作农户自愿结合,规模不大,平均只有十几户,内部基本上坚持了平等交换和互惠互利的原则,提高了劳动效率和粮食产量,受到农户的欢迎。

    1953年,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实施后,我国农业初级合作社快速发展。当年初级社达到1.5万个。1954年,农业社发展到11.4万多个。初级社中,土地、牲畜、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仍归农民私人所有,交初级社集体共同使用。特别是农户土地入股,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即所有权仍归农户,经营权归合作社,实行统一经营,集中劳动,统一评工记分,统一核算分配,入股土地参与分红。这种合作方式,极大地激发了农民合作意愿,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连续增加。

    (三)高级社时期:实行土地入股,形成高级社的农业经营体系(1955-1958年)

    1955年7月批判“右倾”以后,农业生产合作社迅速发展,大量的初级社转为高级社,许多互助组和个体农民直接并入高级社。到1956年年底,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75万个,其中初级社21万个、高级社54万个。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占全国总农户的88%,标志着中国农村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高级社中,所有制关系发生了重大转变,社员私有的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实行统一经营,统一劳动,统一安排生产,统一核算分配,取消土地等生产资料分红。由于要求过急,有些初级社还没有完全巩固就升级为高级社,使得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农业生产受到极大影响。

    (四)人民公社:实行土地集体所有经营体制,形成集中统一的农业经营体系(1958-1978年)

    1958年8月,中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随后两三个月内,全国农村普遍实行了人民公社化。每个公社农户有5000户左右,经营规模比高级社扩大了30倍以上。人民公社多数以大队委核算单位,实行工农商学兵一体,政社合一,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彻底否定了农民家庭作为基本生产经营单位的地位。在所有制和产权关系上,“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管理高度集中,造成生产上的“大呼隆”,分配上的“大锅饭”;实行集中劳动,劳动采取评工计分,按劳动工分分配的办法。特别是由于对若干社合并成立大社时,提倡对公共财产和社内外债务“不要采取算细账、找平补齐的办法,不要去斤斤计较小事”,有的地方开始搞穷过渡,即由生产队所有向生产大队、人民公社所有过渡,加上搞各种大办,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压抑,农业生产力受到严重束缚。

    (五)改革开放:农业经营体系创新与发展(1978年至今)

    中国改革开放率先从农村拉开序幕,农村改革又是首先从变革农村经营体制开始,建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废除人民公社体制;通过农村组织制度创新,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丰富统一经营层次内容,农业经营体系不断创新和发展。农业经营体系创新发展的两大成果,一是确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为农业经营体系创新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二是农业经营组织加快发育和壮大,为农业经营体系发展健全提供了丰富的多元主体。

    一是确立双层经营体制。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建立社区合作经济组织。各地大胆迈出了探索农村经营体制改革的步伐,从定额包工到联产到组、专业承包,从联产到劳到包产到户,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由点到面逐步推开,到1983年底,98%左右的基本核算单位都实行了包干到户,集体承包经营的土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97%左右,绝大多数地方在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解体后,相应组建了不同层次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至此,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在全国农村得以普遍确立,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热情,农业生产快速增长,1979—1984年,农业产量和农民收入分别以6.6%和15.1%的速度增长,迅速解决了广大农民的温饱问题,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二。为了进一步稳定土地承包关系,中央在1984年明确土地承包期为15年,1993年提出再延长土地承包期30年,2008年强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赋予了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家庭承包经营制使广大农民普遍获得了基本就业和收入保障,成为具有生产经营和劳动就业自主权的市场主体。

    二是创新发展农村经营组织。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兴起。80年代初,我国开始流通体制改革,逐步放开农产品市场和价格,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市场化进程大大加快。随着城乡居民收入的提高和需求的多样化,小规模农户生产的无序性、盲目性,已难以适应千变万化的大市场需求,农产品“买难”、“卖难”时有发生,迫切需要创新组织制度来解决生产与市场有效对接问题,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市场中介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等应运而生,创新、丰富了符合国情、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农村经营体制,呈现出组织数量增加、经营效益提高、带动能力增强的发展势头。

    1.家庭农户主体。我国有2.6亿农户,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广大承包农户仍是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的重要基础和数量最多的主体,也是其他主体扩大经营规模的源泉,小规模承包经营农户和新型经营主体将长期共存。

    2.农民合作社。全国农民合作社正由数量扩张向数量增长与质量提升并重转变,由注重生产联合向产加销一体化经营转变,由单一要素合作向劳动、技术、资金、土地等多要素合作转变。截至2013年9月底,全国依法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91.1万家,入社成员6838万户,约占全国农户总数的26.3%。其中,全国各级示范社突破10万家,示范带动农民合作社规范化建设水平不断提升。

    3.家庭农场。随着农村土地流转速度加快和规模扩大,一些地方的家庭农场刚刚起步,正成为促进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的新生力量。据农业部统计,全国共有符合统计标准的家庭农场87.7万个,经营耕地面积1.76亿亩,占全国承包(合同)耕地面积的13.4%;其中,从事种养业的家庭农场达到86.1万个,占家庭农场总数的98.2%。从实践来看,家庭农场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一,保留了农户家庭经营的内核,具备集约化、专业化从事商品生产的优势,适合我国基本国情,符合农业生产特点,契合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是农户家庭承包经营的升级版,将逐步成为引领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的骨干力量。

    4.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的意见》,已有21个省(区、市)制定了具体落实意见,农业产业化扶持政策体系进一步完善。龙头企业保持较快发展,结构优化,效益提升,利益联结机制不断完善,带动能力显著增强。目前,以龙头企业为主体的产业化经营组织超过30万个,辐射带动农户1.2亿户,农户加入产业化经营年户均增收2800多元。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加快发展,集群集聚效应不断显现,逐步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

    5.社会化服务主体。农业社会化服务工作机制逐步建立,各类服务组织蓬勃发展,运行机制不断完善,服务模式不断创新,服务领域不断拓展,初步形成了以公益性服务机构为主导、多元服务主体广泛参与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目前,全国各类农业公益性服务机构达到15.2万个;农业经营性服务组织超过100万个,在农机作业、农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动物疫病防控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问题二: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重大意义

    当前,我国农业农村正处在大发展、大转型、大变化的新时期。特别是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加快推进,农村大量劳动力转移,以及农业科技进步加快,农业农户兼业化、村庄空心化、人口老龄化,农村分工分业不断深化,农业农村面临着四个“长期分离”。一是农村党组织与党员长期分离,二是村委会与村民长期分离,三是土地发包方与承包方长期分离,四是家庭成员与主要劳动力长期分离。在这样的形势下,农村“谁来生产”、“怎么生产”、“以什么组织形式和方式生产”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这些情况表明,我国已经到了通过创新农业经营体制,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重要时期。

    党的十八大提出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加快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2013年中央1号文件也明确提出,围绕现代农业建设,充分发挥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优越性,着力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特别是最近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做出了具体部署。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这一概念在中央文件中是第一次被提及。那么什么是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呢?所谓“新型”,是相对于传统小规模分散经营而言的,是对传统农业经营方式的创新和发展。“农业经营”的涵义较广,既涵盖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各环节,又包括各类生产性服务,是产前、产中、产后各类活动的总称。“体系”,泛指有关事物按照一定的秩序和内部联系组合而成的整体,这里既包括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又包括各主体之间的联结机制,是各类主体及其关系的总和。综上,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在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上,顺应农业农村发展形势的变化,通过自发形成或政府引导,形成的各类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和生产性服务主体及其关系的总和,是各种利益关系下的传统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总称。

    伴随工业化、城镇化和国际化的深入发展,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环境条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作为现代农业发展的核心与基础,对建设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

    一是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适应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的需要。近些年,我国耕地、淡水资源对农业的制约逐年增强,而粮食和重要农产品需求大幅增长;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转移,一些地方出现农忙季节缺人手、务农劳动力老龄化现象;农民收入结构呈现多元化态势,务农收入占农民收入的比重逐步下降。截至2012年底,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亿,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45%,其中外出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达到1.6亿,约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8%。同时,由于转移的多是文化程度较高的青壮年农民,农业劳动力已经呈现老龄化、低文化,出现了年龄段、季节性、区域性等结构性短缺。目前,在全国种植业劳动力中,50岁以上的占32.6%(60岁以上的占11.4%),77.2%的是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务农意愿淡薄。要适应这种新形势、新阶段和新变化,必须加快农业经营体系改革和创新,在节约劳动力、进行规模化生产、提高生产效率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把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吸引出来,促进农业资源向专业经营主体集中,提升农业生产经营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水平。

    二是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农业的需要。当前,我国农业已进入改造传统农业、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农业的关键时期,从依靠大量消耗资源的传统方式,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现代方式上来。农业和农民对农业科技的依赖性和关联度明显增强。农业科技应用,已由以往的农户单独分散应用转变为大面积集约化应用;已由某种技术措施的单项实施转变为多项技术组装配套实施;已由农业经营者一家一户采用转变为需要由服务体系和农技队伍综合实施。面对农业和农民应用农业科技方式和对农业科技需求的重大变化,必须加快建立健全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提高农业科技应用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和资源利用效率。

    三是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克服农户分散经营局限,提高农业规模化和产业化发展的需要。当前,我国农户家庭经营,普遍带有“小生产”的痕迹,存在着与“大市场”的矛盾,面临着自然、市场和质量安全三重风险。实践证明,发展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产业化是从根本上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矛盾、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的有效途径。目前,农民合作社发展仍存在着服务能力弱、带动能力弱和管理能力弱等突出问题,既不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也满足不了农民群众加快联合合作的期待;龙头企业发展面临劳动力、原材料等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和国际市场竞争的巨大压力,内部存在经济实力薄弱、创新能力不强、融资困难、与农户间的利益联结机制不健全等突出问题。为此,迫切需要创新农业经营体系,推进农户间、农户与合作社、龙头企业间的联合与合作,加快发展农民合作社,做大做强龙头企业,增强引领农户发展现代农业的能力。

    四是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适应专业化分工发展要求,促进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的需要。随着农业生产力发展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民收入增加,农业再生产向专业化分工、社会化协作转变,对农业社会化服务提出了强烈需求。目前,农村集体经济比较薄弱,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地位不明确,普遍缺乏为农民提供“统”的服务能力;经营性服务组织发育不充分,经济实力弱,政策扶持不够,服务不规范;公益性服务机制不健全,供需衔接不紧密,难以满足农民多样化的生产经营服务需求。特别是缺乏系统化的扶持政策,农业生产性服务发展严重滞后,“一家一户”单打独斗搞生产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为此,迫切需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大力发展以生产性服务为重点的现代农业服务业。

    五是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增强农业发展动力和活力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依靠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和体系创新,挖掘增产潜力、发挥促进增收的重要作用。我国实行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充分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大焕发了农村生机活力,农业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但是一家一户的承包经营,也带来了土地细碎化的问题。承包农户规模小,户均耕种半公顷,劳动生产率低下,农户兼业化倾向明显,撂荒现象多发频发。目前,全国2.29亿承包农户,户均耕地7.5亩,且分布在比较零散的地块上;生产性固定资产支出刚过1000元,仅占农户总支出的3%。伴随农村劳动力转移,承包农户经营不断分化,农业生产既出现了兼业化趋势,也出现了撂荒等粗放经营现象。2012年,我国有纯农户1.72亿户、农业兼业户4673万户、非农业兼业户2113万户,分别占农户总数的65.9%、17.9%、8.5%。在这样的基础上建设现代农业,必须大力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推进家庭经营向集约化、规模化和专业化转变。因此,迫切需要加快建设新型的农业经营体系,克服和解决农业经营中的弊端,从体系上消除制约农业农村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和适度规模化水平,重新焕发发展活力,凝聚发展动力。

    问题三: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基本任务

    当前,我国总体上已经到了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的阶段,部分发达地区已经进入高度工业化阶段,也是正处于加快转变传统农业、建设现代农业的关键时期,为农业经营体系的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2012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接近6000美元,第一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下降到10.1%,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占全国的比重超过65%,城镇化率达52.6%。因此,要适应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结构深刻变革、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快形成的新形势,按照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要求,进一步明确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基本任务。

    一是创新农业经营方式。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

    二是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级集体组织等。

    三是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按照“稳定所有权、明晰承包权、强化经营权、规范流转权、实现收益权”的思路和原则,加快农村集体承包地、宅基地、建设用地确权****,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四是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

    五是大力发展农村合作经济。扶持发展规模化、专业化、现代化经营,允许财政项目资金直接投向符合条件的合作社,允许财政补助形成的资产转交合作社持有和管护,允许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现代种养业,向农业输入现代生产要素和经营模式。

    问题四:大力提高农业经营体系的“四化”水平

    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建立健全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努力方向。我国现阶段实行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仍然是农业经营体系创新和改革的基础,仍然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基础。但是,面对我国经济发展和农业农村的新变化,仍需要在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前提下,不断地解决和提高现行农业经营体系的专业化、组织化、规模化和社会化水平问题,以适应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农业的需要。

    不断提高农业经营体系的“四化”水平,关键在不断完善和提高“统一经营”层次水平。统一经营不够,已成为我国农业生产经营体系的重大缺陷,是与现代农业建设不相适应的关键所在。因此,稳定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要抓好“分”和“统”的两个环节。在“分”的环节要稳定承包关系、规范促进流转,在“统”的环节要加强创新、强化服务功能,努力实现四个转变。

    一是家庭经营要向采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的方向转变。家庭经营在任何时候都是农业生产最基本的经营形式,坚持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维护农民土地承包权益,增加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投入,着力提高家庭经营集约化水平。

    二是统一经营要向发展农户联合与合作,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经营服务体系的方向转变。发展集体经济、增强集体组织服务功能,培育新型合作组织,发展各种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鼓励龙头企业与农民建立紧密型利益连接机制,着力提高组织化程度。

    三是积极促进农业经营组织向多元化经营模式转变。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承担现代农业生产经营的职责和任务;又要鼓励土地等农业生产资料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流转,大力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的规模化、专业化和现代化水平。

    四是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要向“一主多元”转变。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向“一主多元”转变,既要发挥公益性服务的基础性作用,又要积极培育经营性农业组织,满足日益多元化农业生产经营的发展需求。要按照新修订的《农业技术推广法》的要求,继续强化农业公益性社会化服务的基础地位,大力扶持多种所有制的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通过“一主多元”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为农民提供全方位、低成本、高效便利的生产经营服务。

    问题五:不断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重要环节。农业农村的新变化,以及新阶段的农业发展特征,正在催生新的农业经营主体。目前,我国农业经营主体发生很大变化,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转移,一些耕地承包主体进城务工,发包方与承包主体长期分离,耕地流转趋势增强。农业科技进步应用由单户应用,向联户和规模应用转变。农业技术由各户单独应用,向社会化、规模化服务转变。农产品加工和流通由农户承担,迫切需要向社会化、规模化、组织化流通和加工转变。适应我国农业及农村发生的重大变化,以及适应更大范围的农业生产组织活动和科技应用新形势,要大力培育和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一是大力培育专业种养大户和家庭农场。家庭经营在任何时候都是农业生产最基本的经营形式。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是促进家庭经营集约化、专业化、规模化的有效形式。要明确种养大户、家庭农场是发展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地位和作用,各类补贴和项目重点要向种养大户和家庭农场倾斜,着力提高家庭农业生产经营的规模化、集约化水平。

    二是加快发展农民合作社。我国小农户分散经营的生产方式还没根本改变,农民合作社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农业生产经营仍面临着“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面临着自然灾害、市场波动、质量安全等多重因素影响,迫切需要解决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偏低的问题。要大力支持农民合作规范化发展,支持和引导农民合作社做大做强,不断增强自身实力、带动能力和竞争能力。

    三是鼓励发展农村股份经济组织。因地制宜、因势利导,鼓励农民开展多种形式的股份合作和合营,引导和支持兴办多元化、多类型的合作组织。积极推进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土地股份合作社,充分发挥土地、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资料和资源的聚集效应,优化农村资产资源的市场配置效率,提高农民生产经营合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加快集体资产股份化改革,使农民真正享有管理支配集体资产的权利。

    四是加快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没有农民的现代化就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很大程度上是培育新型农民。要把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职业农民,作为建设现代农业的一项紧迫任务。特别是要加大农村实用人才培养力度,对农业生产、技术指导、市场营销等不同类别的农村实用人才实行差别补助。吸引和支持年轻人务农,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农业后继乏人的问题。

    五是做大做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龙头企业在吸收利用社会资金、转化先进技术、应用人才和管理经验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越来越成为建设现代农业的重要载体。要鼓励和支持龙头企业做大做强,鼓励龙头企业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建立紧密型的利益连接机制,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对现代农业发展的引领和带动作用。

    (本文系作者在农业部管理干部学院“农民合作社创新与发展—市场竞争能力提升研讨班”上的报告,发表时略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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